本港首間私營醫院——養和醫院今年成立百年，不僅醫治了無數病人，也培育了無數醫護，見證了小漁村進化成大都會，與香港一起經歷了大時代的跌宕起伏。2005年接手院務的「醫二代」李維達（Walton）任重道遠，從未忘記家族行醫的初心。「最初知道自己患癌，也驚死，幸好得到家人和同事支持，很快克服恐懼，這段經歷令我以過來人身份鼓勵他人。」由於能感同身受，深諳醫患同行的重要，難怪今日養和的癌症中心世界知名，既治病、也醫心。
撰文：幸瑜 本刊特約記者、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
1922年，一群志同道合的香港華人名醫和社會賢達創辦養和醫院前身「香江養和園」，宗旨是為華人社群提供醫院服務，首任院長李樹芬正是李維達的大伯。
上世紀二十年代初，本港醫院由殖民地政府或外國教會管理，床位嚴重匱乏，能讓華人行醫的地方絕無僅有。
養和園位於跑馬地「愉園」舊址，原為市民消閒勝地，俯瞰馬場，1918年馬場大火，造成300多人死亡，李樹芬等人遂以低價購入地皮，李維達幽默地說：「死了那麼多人，個個怕鬼，地皮才能平賣，最初醫院只有28張病床，作用更似療養院（Sanatorium）。」
養和園於1922年9月正式投入服務，好景不常，1925年6月因山泥傾瀉波及大樓，療養院被迫關閉清理，1929年正式易名為「養和醫院」。
日佔時期，香港淪陷3年零8個月，養和堅守理念，照顧戰火中的傷病者，與小城共渡時艱，並經歷了難民潮和嬰兒潮，見證香港邁入工業時代。1966年，李樹培頂替離世的兄長李樹芬接任院長，同年兒子李維達負笈海外讀醫。
「我去美國升讀中六，生活了十幾年，（與前妻）成家立室，早已習慣外國生活，甚至已經取得美國籍，有車有屋，打算落地生根，所以早年根本沒想過回來接手。」父親從沒強迫下一代學醫，他少年時想過做傳教士，但命中注定繼承家族衣缽，長大後成為眼科聖手。
「當爸爸年過70時，我想抽多點時間陪他。」李維達於1980年回流，順理成章加入養和，創立眼科部，「開頭計劃做幾年就返美國，沒想過一做就做到現在，八十年代香港出現移民潮，很多人遠走他鄉，我反而想留低繼續貢獻香港，後來索性取消了美國籍。」
私家醫院被逼升級轉型
隨着香港醫管局於1990年成立，多間新醫院陸續落成，又為公院引入新儀器，私營和公營醫院之間差距逐漸收窄，作為私家醫院龍頭的養和也面臨升級挑戰，李維達不諱言：「養和一路走來絕不平坦，我接手時心想千萬不要拍烏蠅，哈哈！因為公院水平大躍進，我們開始利用李樹芬基金會提升硬件和軟件，例如與大學合作培訓人才，養和培養出來的醫護質素得到國際認可。」
李樹芬膝下無兒無女，1963年遂決定把時值1800萬的股份成立基金，藉此促進香港醫學教育與研究。基金會多年來一直是養和最大單一股東，2016年正式全資擁有養和，屬not-for-profit組織。
「也許外界未必知道，我自己都是打工仔，沒有股份，但凡醫院出糧、擴建等的開支，全部來自基金會，同時賺到的盈利亦會放入基金會，作為未來可持續發展之用，當年面對金融風暴等逆境，我們也困難重重。」這名年過70年的院長語重心長地說。
新冠疫情衝擊百業，養和同樣身受其害，他苦笑道：「這3年差不多是上任以來最辛苦的時期，很多服務做不到，病人數量大減，燈油火蠟樣樣是錢，日日做PCR也是開支！2018、19年，經營環境非常好，我們還滿腹大計，計劃各種擴展，怎知道疫情一波接一波，今年年頭第五波根本難以抵抗。」回想2003年沙士來襲，當時仍在生的父親李樹培秉持創院理念，「醫護人工一個仙都唔減」，他銘記在心，養和在今次新冠疫情時也沒有減薪裁員，「封關前，內地客佔病人9%左右，全年200多日『全院滿座』，疫情後無可避免受到影響」。
除了要辛苦經營外，包括養和在內的私院還要應付被輿論指摘袖手旁觀，李維達感嘆這「不白之冤」，源於外界一知半解：「早在沙氏期間，我曾跟袁國勇教授共事，當時公私營醫院就設立了應變機制，養和自2008年起就專門有一層設置傳染病隔離設施，但只有21張病床，作用是病人一旦在院內有確診，亦無須轉院，以免加重公院負擔。」
除了養和之外，全港私院都缺乏傳染病隔離設施，根本就愛莫能助，他略帶激動地解釋：「你看外國醫院，有權不收新冠病人，但香港醫院一定要收，而且本地政策是必須隔離所有中招者，因此，如果私院勉強收新冠病人，便直接影響到其他求診的病人，要知道養和疫情最嚴重時也曾有兩成護士需要隔離，人手嚴重不足，試問私院接受新冠病人是否真的合適？」
「前任特首曾到養和了解，明白私院缺乏隔離設備，收不了新冠病人，但養和是香港社會的一部分，也肩負起社會責任，派護士到隔離中心幫忙。」他指出，外界對私院的說法不公平，強調要打贏抗疫這場硬仗，需要全港齊心協力。
除了與時並進參與社會事務，養和在醫療設備技術方面也緊跟世界潮流，父親李樹培於1947年引入全港首部X光機，李維達亦在2011年引入全亞洲首部螺旋放射治療系統，如今院方更擁有全港首部質子治療系統，希望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綜合癌症治療中心。花費30億的質子治療系統，可有效減癌症治療副作用，屬放射治療的一種，尤其是對治療兒童癌病、死亡率較高的肺癌及肝癌效果最為理想。
李維達於2011年確診前列腺癌，赴美接受質子治療，死過翻生的痛苦經歷，讓他更花心思為養和打造癌症中心。「知道患癌後晴天霹靂，整個天空也黑了，即使身為醫生，也與其他人一樣會怕死。」
他自小好動，自小與哥哥李維文跟爸爸李維樹培到野外打獵，長大後參加毅行者、打高爾夫球、跳社交舞等，活動多姿多采，因參加毅行者前所做的身體檢查，提前發現患上早期前列腺癌。知命不認命，他深信壽命由基因決定，爸爸活到102歲，媽媽直至96歲離世，自信「唔會咁短命」。
李維達坦言病人在治療期間需要調整心態，同時需要身邊人的支持和關懷，「首先你要接受現實，其次是對醫療有信心，第三是家人朋友的關心，如果病人因此有情緒病，甚至患上抑鬱症，既會影響家庭關係，亦會對病情帶來負面影響。」
第二任妻子鄺靄慧（Ava）是乳癌權威，也是香港遺傳性乳癌家族資料庫創辦人，在他當年抗癌最艱苦的時刻，成為了精神支柱。「太太專程飛去美國，驚喜現身，陪伴我一起抗癌，加上姐姐、哥哥和朋友前來探望，特別感動。太太拋低工作過去，每日煮飯給我，悉心照料，大大減輕我的恐懼。」他露出幸福表情，回憶苦中帶甜的日子。
由於深諳癌症病者的特殊需要，養和癌症中心特設個案護士（Case Nurse），跟進每名首次求診的病人，每名個案護士均接受過腫瘤科護理培訓，「治療癌症往往需要不同專科合作，個案護士起到協調作用，也有助減病人的焦慮情緒，克服恐懼。雖然不是人人能夠打敗癌症，但我們也希望病人能夠平安快活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。」
李維達深明養和不應閉門造車，近年積極建構國際性科研和學術交流平台，促進與本地、內地及海外不同機構和大學合作，以提升醫療水平為己任。談到本港受移民潮等不同因素夾擊，醫護人手告急，他淡定回應：「我們阻不了別人離開，但會積極努力培訓下一代接班，例如專科醫生來實習，我們也畀足人工，有說我們從大學搶教授，但卻不知道我們之後會捐回價值1000萬的教席給大學。」
養和精神包含4T、Teaching（悉心教學）、Teamwork（團隊精神）、Trust（互相信任）和Tradition（優良傳統）。他說：「新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儀器買得到，人才需要時間培訓，例如剛畢業的年輕醫護，未必經歷生老病死，我們會專門增設心理課程，讓他們更了解病人的心路歷程，多一份同理心。」
不想退休 看病到臨終一刻
養和精神，同舟共濟，李維達把功勞歸於團隊合作，「說穿了，光靠我一個人無法成事，多年來大家方向一致，前線同事有需要可直接找副院長溝通，管理不僅由上而下，也需要前線給我意見，才能做得更好。」
醫者父母心，雖然作為院長的其中一個責任是睇住盤數，但他一再強調很多東西比金錢重要，「我同太太一樣，相信醫生的宗旨是減輕病人承受的痛苦，並要make a difference，就算是不治之症，也要讓他們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，需要醫護齊心去做。」
父親李樹培05年102歲過身，100歲時還在診症，70多歲的李維達也沒有退休時間表，「我們會百年如一日服務香港，日後要進軍大灣區，我們是負背着『養和』這個品牌，它本身已經是成功的私院模式，要做到可持續發展，給後來者參考」。百年過去，從當年小漁村的療養院，到今日作為國際都會的頂尖私家醫院，擁有650張病床，提供30個專科，養和正正是香港發展的縮影。
李樹芬跟孫中山搞革命 學醫破愚昧
養和創辦人李樹芬醫生祖籍台山，1903年入讀華人西醫書院，畢業後遠赴愛丁堡大學，考獲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，並加入「同盟會」，與同為醫生的孫中山一起搞革命，推翻滿清政府，中華民國成立後獲委任為首位衞生司長，兼孫中山的醫事顧問。
「香港開埠初期，衞生環境和醫療條件欠佳，大伯李樹芬小時候身在美國波士頓，有次被頑童用石頭擲穿頭，還剪掉辮子，傷口經過清洗和縫針後，康復神速，驚覺西方醫學是如此『神奇』。」李維達笑着憶述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：「他在唐人街讀書時，深感身負使命，立志學醫，期望把先進的醫療技術帶回來，幫助台山的鄉親父老。」
弟承兄業 子承父業
「大伯曾返內地對付瘟疫，做了兩年廣東公醫學院院長，但當時社會政局動盪，他有志難伸，決心重投杏林，1922年再赴愛丁堡深造，獲頒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資格。」他年幼時見過大伯，但未有機會從對方口中了解養和的故事，箇中內情也是後來從書本獲得。
當李樹芬成為本地杏林泰斗，深受同行敬重時，胞弟李樹培也是其中之一。古語有云「長兄如父」，李樹培視李樹芬為學習榜樣，同時兄長亦當弟弟為接班人，供李樹培到北京協和醫學院、港大醫學院求學，並前往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深造。
兩兄弟性格南轅北轍，李維達笑着說：「大伯為人很有威嚴，不苟言笑，爸爸幾乎從來不發脾氣，很有人情味，強調員工是養和最寶貴的資產和口碑。」
節錄自《信報財經月刊》2022年11月號
